作者：樊吉社 2012年11月27日美国问题研究报告
关 键 词：美国 重返亚洲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重返亚洲开始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1年下半年美国“重返”亚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1] 国内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纵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对美国重返亚洲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军事意义上的“重返”，而对此番“重返”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重视不足。本文将较为全面地探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和美国重返亚洲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重返亚洲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
虽然美国重返亚洲一说来自国务卿希拉里，[2] 虽然奥巴马总统自诩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3] 但“重返”（Return）并不是描述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准确词语。美国学者也对“重返”持有不同意见，因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实际上从老布什总统迄今美国从未忽略过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克林顿总统甚至提出过“新太平洋共同体(New Pacific Community)”的概念。美国学者更多使用“重新接触”（Reengagement）亚洲，或者亚洲“支点（枢纽）”（Pivot）来诠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如果从历史的纵深观察和分析美国的亚太政策，所谓“重返”亚洲实质是奥巴马政府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沿用“重返”一词描述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
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调整并非始于2009年7月，早在竞选期间他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当选他将实现国家安全方面的五个目标，其中包括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并重建美国的联盟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4] 就此而言，美国反恐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第一个最重要背景。
就任之初，奥巴马总统即表示要“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5] 他随后采取的政策的确在逐步兑现结束以伊拉克战争的承诺，[6] 例如降低反恐问题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将反恐的重点东移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增兵阿富汗的同时提出了撤军的时间表等。奥巴马政府也改变了反恐的手法，重点训练并增加阿富汗的安全部队，使之能够承担保卫阿富汗的使命，因为美国无意在阿富汗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7] ；在伊拉克，美国逐步将安全责任向伊拉克政府及其安全部队转移。另外，奥巴马政府还致力于消除滋生恐怖活动的根源，呼吁国会拨付经费用于建设学校、修筑道路、修建医院、增加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经济机会；派出民事人员与阿富汗人进行长期合作，并加强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的能力，帮助恢复阿富汗关键性的经济行业。[8] 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大支持，共担反恐的责任。他在讲话中指出“（恐怖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国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最高层次的国际安全挑战。”[9] 奥巴马政府更重要的举措是缓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09年6月4日，他访问埃及并发表题为《新的开端》的讲话，明确表示：“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美国并非──也绝不会──与伊斯兰教交战。”[10] 奥巴马政府随后大幅减少反恐投入，并撤回此前用于反恐战争的军队。反恐政策的调整让美国有余力重返亚洲，并实现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
重返亚洲的第二个重要背景是美国面临削减财政赤字的压力，其中军费开支的减少是一项重要内容。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美国外交、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轴是反恐战争。反恐战争让美国软硬实力受损；反恐战争也让美国耗资甚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11年３月发布的报告，“9.11”事件以来，用于战争行动、基地安全、外援和参加两场反恐战争的士兵医疗等的支出累计达到了1.283万亿美元，[11] 但这绝对不是全部开支。如果对比一下美国国防预算的变化，也许反恐战争开支的增幅更直观一些。2001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是3631亿美元，到2011财政年度，这个数字达到了7250亿美元，增幅将近一倍。军事开支仅能够从每年的国防预算中看得到，还有更多的、与反恐战争有关的庞杂而庞大的开支未必那么“显眼”，特别是美国本土的反恐支出。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用于本土安全的费用达到了750亿美元。反恐开支的增加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中东的反恐战争，国际油价波动剧烈。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国际油价不到25美元一桶，到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到接近160美元一桶。石油对美国经济的拖累显而易见；巨量的反恐开支导致美国政府“欠债”度日。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
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上升，国债记录屡创新高。为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国会两党于2011年7月底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共识，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联邦政府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削减财政赤字。根据国会通过的《2011年预算控制法》，联邦开支中被削减的各项安全项目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务院的国际事务、情报机构的管理部分。为响应国会的要求，国防部需要在未来十年削减4870亿美元军事开支。[12]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背景不仅是削减联邦开支，还包括振兴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提振经济，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扩大出口，在未来五年中实现出口翻番，为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机会。为此，他还发起了国家出口倡议以协助农场主和小商业增加出口，并改革出口管制体系。[13] 亚太地区显然是美国扩大出口、提振经济的主要方向。
重返亚洲的第三个背景是中国崛起引发的忧虑。中国军费连续多年呈现补偿性的两位数增长，研发新型武器系统如隐形歼击机和航母等的速度加快，美国所谓中国经济实力最终将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担忧似乎正成为现实。在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称中国崛起将“继续重塑国际体系”，“全球和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战略图景中最具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的军队开始发展新的角色、使命和能力，以支持其日益增加的地区和全球利益”。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评估还略显乐观，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将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实质性和更建设性的作用。”[14] 这种评估在2011年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开始发生变化，该报告认为“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促进其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并拓展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利益”，并暗指中国“展示民族主义和自信考验美国伙伴的韧性和美国的领导力”，因此美国“将继续仔细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关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和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在外空、网络、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自信”。[15] 如果说以前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仍然处于“疑虑”状态，现在美国的此种“疑虑”已经转化为“焦虑”。美国在其军事战略报告中重申，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美国将展示意志并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应对海上、外空和网络空间的（中国）挑战。
十年反恐战争逐渐结束提供了美国重新思考军事战略的机遇，金融危机的影响则迫使美国在军事开支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分清轻重缓急，而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规模和速度的忧虑让美国军事战略调整找到了方向。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通过高调“重返”亚洲强化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小布什总统虽然从未放弃亚洲，但因为他在两个任期内专注于反恐战争，美国并没有太多关注亚太地区，甚至忽略了东盟。[16]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旨在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亚洲政策。
二、美国军事“重返”亚洲
美国在军事上从来不曾离开亚洲。冷战时期，因为担忧前苏联侵略欧洲，美国主导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框架则主要依托多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构建的“辐辏”体系。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经尝试裁撤亚洲驻军，弱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超越遏制”，缩减美军规模，根据新的威胁调整美国的海外驻军。[17] 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收缩力量的思路。美国认为威胁的消失和盟友防务能力的提高允许美国缩小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驻军规模。但美国亚太军事力量调整的势头随着朝核危机和台海危机先后爆发而告终止，克林顿总统执政的八年中美国在亚洲基本维持了冷战时期的安全架构和军事力量规模。在1990年代末，随着美俄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内曾经有过军事战略是否应该东移的讨论，但并未付诸实施。如果不是“9.11”恐怖袭击发生，美国战略东移可能早已经成为现实，但随后美国专注反恐，亚太地区不是美国政治和安全议程上的重点，美国战略东移的问题暂时搁置。
虽然如此，拉姆斯菲尔德执掌国防部的时候倡导“防务转型”，美国已经开始尝试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拉姆斯菲尔德在任职之初就明确表示要放弃“打两场战争”的军事战略，削减部署在欧洲的陆军和空军，并将更多军力关注亚洲，为美国打造一支更为机动的部队。[18] 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关键地缘政治趋势之一是：潜在的地区大国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能力危及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稳定，一个宽广的不稳定弧从中东延伸到东北亚，这个地区包含崛起的和衰落的地区大国，因此，维持亚洲的稳定平衡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存在一种可能，既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会在这个地区出现（暗指中国）。为应对这些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美国将发展一个能为美军在关键区域拥有更大灵活性的基地体系，重点发展西欧和东北亚之外的基地；在美国没有永久性实验场和基地的地方提供临时准入外国设施以进行训练和演习；根据地区威慑需要重新分配军事力量和装备等。[19] 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拉姆斯菲尔德防务转型的努力遭到了陆军的反对、拉姆斯菲尔德与将军们之间的分歧以及国会的压力，美军防务转型进展并非如拉姆斯菲尔德所预期的那样顺利，[20] 但美国的确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尝试调整了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美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此番美国军事上高调“重返”亚洲意在实现美国军事战略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的转变。美国军事“重返”亚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东北亚继续此前的军事同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已经进行了多年，调整的目的在于强化美日军事合作、提高信息和情报合作、美日共享军事设施、增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联系等。美韩同盟的调整大致与美日同盟调整同步，包括龙山基地迁移、驻韩美军缩减、驻韩美军重新部署以及战时指挥权交接问题。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这些调整仍在继续。2009年6月，美韩发表“美韩同盟联合构想”，试图将美韩同盟扩展成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战略同盟。[21] 天安舰事件后，美韩宣布将原定于2012年4月进行的战时指挥权交接推迟到2015年12月；随后发起了双方国防部长和外长参加的“2+2”磋商；美韩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在日本海和黄海的军事演习以及韩国首次主导参与的海上拦截演习。不仅如此，美日韩三国之间对朝政策协调也得到了加强，三国外长还在2010年12月举行了三边会谈。第二，传统军事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主要是美菲和美澳同盟。冷战结束初期美军被迫撤出菲律宾后，1995年菲律宾再度向美军发出邀请，以应对和中国之间的海上领土争议，此后两国签署了《美菲军队到访协定》。“9.11”恐怖袭击后，美菲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大幅增强，菲律宾允许美国海军舰只和军用飞机使用其港口和机场，[22] 两国定期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联合军事演习。美菲关系近年来进展并不顺利，2009年，菲律宾曾提出重新谈判《美菲军队到访协定》，美国也有人主张将派驻菲律宾的500多名特种兵撤出。然而，随着美国着意“重返”亚洲，美菲军事关系逐步加强。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菲律宾，承诺为菲律宾提供军事及经济领域的帮助，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菲律宾。2012年1月底，两国展开进一步磋商，探讨增加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国海军访问菲律宾港口频率的问题，两国甚至讨论恢复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23] 毫无疑问，在中国与菲律宾海上领土争议加剧的时刻，美菲军事合作呈现加速增强的势头。美国在亚洲的五个军事同盟中，美澳军事同盟最为稳定，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10年，美澳部长级会谈期间，双方建立了一个“军队态势工作组”探索在澳大利亚增强联合防务合作的事宜，包括美军在澳大利亚的训练、更多的港口访问以及美军在本地区的更大海军存在。[24] 奥巴马访澳期间，美澳宣布美国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首批250名海军陆战队员将于2012年进驻，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军首次增加在澳大利亚的部署。第三，新型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强化，主要包括新加坡、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新加坡一直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驻军，曾主动提出同美国缔结准入协定。美军撤出苏比克湾基地后，将海军后勤转移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已经开始运作并可以接纳美国航母。目前新加坡同意部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并增加两国军队联合训练与行动的机会。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军事关系目前也呈现升温趋势。美国同这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主要包括港口访问、海空军的维护与维修设施的准入、训练和联合演习等。第四，大幅提升关岛军事基地的地位。由于美国驻军同东道国之间关系紧张，过去20年来驻军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近年来大幅投入对关岛军事基地的建设。关岛军事基地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空军基地将变成最大的燃料供应库、太平洋上最大的弹药库、极佳的训练场和战略轰炸机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则是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之一，也是重要的舰艇维修、补给、停泊修整基地，它也是西太平洋上唯一的核潜艇基地，能保障一个航母编队所需的装备。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则是美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的主要侦察和反潜基地。
三、美国政治和经济“重返”亚洲
美国增强与亚太各国的军事关系并增加军事存在是美国“重返”亚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政治上“重返”亚洲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治上“重返”亚洲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美国政府高官频繁访问亚太地区。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选择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她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称，首次出访亚洲意在表明“我们需要太平洋彼岸的强大伙伴，就如同我们需要大西洋彼岸的强大伙伴一样。我们毕竟既是一个跨大西洋大国，也是一个跨太平洋大国。”[25] 2010年5月，国务卿希拉里再度出访日本、中国和韩国。同年10月，她出访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亚太六国。也许国防部长盖茨在第十次香格里拉对话上的演讲更能说明美国政府高官访问亚洲的频密程度：在2008年5月之前，盖茨作为国防部长访问亚洲4次，到2011年6月盖茨已经访问亚洲14次；国务卿希拉里此时已经访问亚洲7次；奥巴马总统在任的每一年都到亚洲进行访问。[26] 帕内塔接任国防部长后首次访问也选择了亚洲三国。美国高官频访亚洲凸显亚洲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称奥巴马总统2011年11月的亚洲之行是为了“落实美国全球战略实质而重大的重新定向”。[27]
第二，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原有的多边框架，并创设、参与多边地区框架。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美国一向比较重视这个多边机制。[28] 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为了提振经济，一方面为了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开始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性。2011年11月，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18年来美国首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希望通过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性来塑造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是美国大力推动的一个新的多边区域经济合作框架。[29] 美国对东亚峰会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前小布什政府对东盟主导的这个地区框架没多少兴趣，美国的态度经历了希望加入东亚峰会、对峰会采取漠视态度到再度重视的过程。[30]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时表明了希望参加东亚峰会的意愿，他称：“随着东亚峰会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期待着以更正式的方式与之接触。”[31] 2010年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亚洲政策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态度，她说：“我们提议与亚洲的伙伴和盟友开始磋商，探讨美国在东亚峰会中的作用，以及东亚峰会怎样才能融入更广大的制度图景之中。”[32] 经过努力，美国于2011年11月正式参加了东亚峰会。通过参加东亚峰会，美国希望影响东亚峰会的议程，进而推动东亚峰会成为地区政治和安全对话的主渠道，并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33]
第三，美国增加与东盟的互动，突出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架构的重要地位。小布什政府曾经一度忽视东盟，前国务卿赖斯也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前任对东盟的政策态度，于2009年7月，派国务卿希拉里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与同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这为后来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扫清了障碍。美国对东盟的重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参与东盟地区论坛，还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正式成立美国驻东盟外交使团并派出首任常驻代表。由于美国不肯改变对缅甸的政策，美国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一直未能展开。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对缅甸的政策，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得以于2009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美国在纽约举行了第二次峰会；2011年11月，在巴厘举行了第三次峰会。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外长举行会议，启动了湄公河流域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展开更频繁的合作。东盟逐渐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
第四，美日澳和美日印协调关系的发展。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虽非新设机制，但美日澳三边的合作在奥巴马执政后得到增强，这主要表现为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2010年6月在冲绳的军事演习、2011年7月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2012年2月三国空军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美印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始于小布什执政时期，但在奥巴马执政后得到推进；不仅如此，美日印之间的战略协作也得到同步推进。无论是美日澳还是美日印，这些新型战略协调关系的发展都有针对中国崛起的内涵。
经济考虑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第三个方面。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经济意义不言而喻。美国贸易代表认为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该地区GDP占全球GDP的60%、国际贸易的50%。1990年以来，亚太地区的货物贸易增加了3倍，全球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4倍。[34] 《白宫简报》也称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意义重大，因为美国1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有6个在亚太经合组织中,。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购买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的61%以及美国私营服务出口总额的37%以上，支持了500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35] 奥巴马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峰会期间的讲话更是强调亚太对美国出口翻番和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36] 美国要提振经济、增加就业，亚太是美国头等重要的区域。奥巴马政府也的确在该地区投注了很多精力，前述美国政治上“重返”亚洲相当一部分内容具有“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的意味。美国经济“重返”亚洲不仅包括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下与东盟的合作，还包括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TPP并非美国首创，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即表示要与其中一些国家谈判，但真正大力推动TPP的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有意参与TPP谈判；2010年11月14日，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于2011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完成并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纲要；201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TPP成员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各国加速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四、美国“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
无论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军事内容、政治内容还是经济内容，都很容易看到美国战略调整背后的“中国内涵”。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北约和欧盟相继东扩。奥巴马政府试图“重启”美俄关系，美国的安全和军事战略报告中很少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军事对手，欧洲不再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无意继续在反恐问题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逐渐结束反恐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结束反恐意味着美国前期在反恐战场的军事力量也将撤出，军事战略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从关注当下战争转为关注未来的挑战，[37] 即亚太地区的挑战。[38] 环顾亚太地区，能够对美国构成安全挑战的除了朝鲜半岛就只剩中国了。实际上，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战略环境”部分所述五项内容中的两项与中国密切相关：亚洲财富增加导致的军事现代化和资源争夺；全球公共空间和全球互联领域的挑战。[39] 美国此番军事“重返”亚洲针对中国似乎不言而喻。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虽然不再提对华“两面下注”，[40] 但过去两三年中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内容毫无疑问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2011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2012年初的“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中，美国已经不再掩饰对中国挑战的担忧。美国从抱怨中国军事现代化、战略意图不透明逐步转到“排兵布阵”防范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美国政治和经济“重返”亚洲的内容也与中国密切相关。过去十多年中，美国专注反恐，其亚洲政策强调双边关系，而忽略多边关系以及区域性的多边组织。中国则在过去十多年中专注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与本地区的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在此过程中，中国积极创设并参与了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包括10+3对话机制、10+1对话机制，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在经济领域倡议并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建。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多边外交引起了美国最深处的忧虑：美国有可能成为多个区域多边机制的局外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参与或者主导的多边组织可能排斥美国颇多戒备，美国更担心现有或者孕育中的多边机制可能影响美国的双边同盟。奥巴马政府政治和经济“重返”亚洲一方面确有振兴经济、参与亚太经济繁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要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通过介入或者创设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安抚盟友，并塑造多边机制的发展方向。美国能够在较短时期内比较顺利“重返”亚洲，关键在于迎合了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忧虑。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毫无疑问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可能形成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首先，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不会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止步，中国仍将投入资金研发武器装备。由于中国利益不断拓展，类似打击海盗、保护航线的需要也将上升，中国海军也有走出去的需要，这可能让一直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短期内很难适应。美国在军事战略报告中一再表述对“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建设的忧虑，美国军事上“重返”亚洲即为提前防范中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表现。另外，美国在南海地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海空抵近侦察也考验双边关系的韧性。第二，在朝鲜半岛、南亚等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作用日益上升，而中美两国利益未必一致，甚至可能完全冲突，两国如何协调利益冲突也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之一。第三，除了双边安全关系、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更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2010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就南海问题表态，她称南海航行自由、自由利用亚洲共享海域以及在在南海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支持南海声索国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协商解决领土争端。[41] 在中日撞船事件后，美国宣称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在中国与菲律宾的海域争端中美国也做出了不恰当的表态。美国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将是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挑战。第四，在经济领域，由于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两国竞争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势头有可能继续下去。第五，随着美国恢复对多边机制的兴趣，中美很可能在亚太地区诸多多边机制的构建、发展中竞争影响。
中美之间未来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并不意味着中美可能走向对抗。目前来看，美国“重返”亚洲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在安全领域是一种“防范”姿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则是一种竞争姿态，部分具有安抚其亚洲盟国和伙伴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并非全然的对抗态势。第二，无论是在全球问题还是地区问题上，中美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且美国在诸多地区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美国显然不可能在寻求对抗中国的同时得到中国的合作。第三，虽然中美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上巨大分歧，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趋向广深发展，经贸领域的分歧也较安全领域的分歧易于化解，两国人民的交往亦非冷战时期可比，并且中美之间已经存在60多个对话机制，双边分歧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对抗不符合任何一国利益。第四，虽然美国一直在“重返”亚洲问题上调门很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东仍然掣肘美国。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政府高官的讲话、美国政府的官方文献，还是美国的外交实践，都很容易看到亚太是美国核心关注，但中东同样是美国军方深处的忧虑，如何实现亚太与中东的平衡将持续困扰美国。[42] 第五，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安全上希望依托美国，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面对中美对抗，而它们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局面。[43] 第六，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计划在未来十年逐步削减军事支出，美国当前的战略调整具有“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儿”的意味，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军事领域做出过多承诺，美国将更多借重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与中国竞争，从而扮演所谓的“领军角色”，因此中美直接面对的可能并不大。
为了避免中美的“竞争”关系转变成“对抗”状态，中美两国均需要“管理”双边关系。管理中美关系需要中美两国均较为理性地评估中美实力消长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预期都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管理中美关系还应考虑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美国在南海问题、中越、中日、中菲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表态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可能导致第三方利用、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诱发中美之间的对抗。谨慎处理第三方因素是美国“重返”亚洲首要关注的问题。另外，由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防御性”的心态以及可能由此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影响未来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概言之，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是零和关系，中美冲突如果不是出于自主选择，绝非不可避免。[44] 在美国面临战略转折点的时刻以及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应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注释：
1 中国知网收录的、与美国重返亚洲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重要报刊杂志评论文章有70余篇，刊载于其他报刊杂志的时政评论则不计其数，还有更多的电台和电视台间或邀请专家、学者和时政评论员分析美国重返亚洲的方方面面。
2 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赴泰国参加东盟峰会，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称：“美国回来了”。参见：Bonnie Goldstein, "Hillary Clinton in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July 22, 2009, http://www.politicsdaily.com/2009/07/22/hillary-clinton-in-thailand-the-united-states-is-back/.
3 Mike Allen,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November 13, 2009, ht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1109/29511.html.
4 "Obama’s Remarks on Iraq and Afghanistan", July 15,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7/15/us/politics/15text-obama.html?pagewanted=all.
5 “Responsibly Ending the War in Iraq”, February 27, 2009, North Carolina,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of-President-Barack-Obama-Responsibly-Ending-the-War-in-Iraq/.
6 详细分析参见樊吉社、张帆：《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300页。
7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est Point, New York, December 1, 2009.
8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act Sheet: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December 1, 2009.
9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March 27, 2009.
10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Cairo, Egypt, June 4, 2009.
11 Amy Belasco, “The Cost of Iraq, Afghanistan, and Other Global War on Terror Operations since 9/11”,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110.
12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Defense Budget Request----Written Submitted Statement to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14, 2012.
1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 2010.
14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7, 60.
15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February 2011, pp. 2-3, 14.
16 叶蕴：《中美关系再平衡：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南风窗》，2009年第25期，第20页。
17 “White House Fact Sheet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March 20th, 1990, 参见http://www.presidency.ucsb.edu.
18 Richard J. Newman, “Dropping the big one: Rumsfeld's radical new plan for the Pentagon”, U.S. News &World Report, May 28, 2001.Vol.130, Issue. 21, p. 26.
19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pp.4, 26,
20 详见樊吉社、张帆：《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37页。
2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June 16, 2009.
22 Thomas Lu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233, January 3, 2011, P.11.
23 John H. Cushman Jr. and Floyd Whaley, “Philippines Negotiates Broader Military Ties with U.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2.
24 Bruce Vaughn，“Austral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010, January 13, 2012, P.3.
25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New York, February 13, 2009,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26 Robert Gates, “Emer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marks at the 10th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4, 2011.
27 Karen Parrish, "Donilon: Obama Calls for ‘All-in’ Asia Strateg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6166.
28 Ben Rhodes, "Readout of President Obama's Recent Trip to Asia", November 22, 2011, The Washington Foreign Press Center, http://fpc.state.gov/177621.htm.
29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内容将在美国经济“重返”亚洲部分详述。
30 有关美国与东亚峰会关系的分析，参见王光厚：《美国与东亚峰会》，《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29-33页。美国曾经暗示，即使峰会邀请美国作为观察员，美国也不会参与。Alan D. Romberg, “The East Asia Summit: Much Ado About Nothing—So Far”, January 11, 2006, http://www.stimson.org/summaries/the-east-asia-summit-much-ado-about-nothing-so-far-/.
3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November 14, 2009, Tokyo, Japan.
32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January 12, 2010, Honolulu, Hawaii,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33 Alan Burns, “U.S. Joins East Asia Summit: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nbr.org/downloads/pdfs/NBR/NARP_Murphy_interview_11172011.pdf.
34 Ian F. Fergusson, Bruce Vaugh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0502, January 10, 2001.
35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EC: Fact Sheet on 19th Annual Leaders Meeting Outcomes Creating Jobs, Growth,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AELM Declaration & Annexes", November 13, 2011.
36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pening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APEC Session One", November 13, 2011, Honolulu, Hawaii.
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1.
38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防部长帕内塔为“战略指南”撰写的前言以及他在国会的作证中，他所提到的美国战略重点是亚太和中东，而不仅仅是亚太地区。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Defense Budget Request----Written Submitted Statement to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14, 2012.
39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February, 2011, pp. 2-4.
40 在2006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宣称要与盟友和伙伴一起“两面下注”，防备某个主要的或者正在崛起的大国走向敌对的道路，详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06, pp.27-32.
4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July 23, 2010, Hanoi, Vietna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42 参见脚注38。
43 拙文《谁在忧虑中国的崛起？——<太平洋流读后>》，《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8-147页。
44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作者简介：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安全、军控政策和中美安全关系。
